劉德音說退休想在美國成立智庫這件事

我可能是少數稍微奇特，在台灣從來沒有在智庫工作，但接觸各種智庫交流機會比較多的那一群人之一。過去十幾年來自美國，歐洲和亞洲的智庫，我都有長期聯絡的機會。劉德音希望成立智庫這件事情，早上有朋友傳來新聞報導的訊息，個人有些看法就在此公開拋出討論。

首先是傳統台灣企業所想像的智庫和美國系統的智庫不太一樣。TSMC 在台灣的業務開展，基本上是不太需要智庫的。但時代的衝擊造成除了他們除了在華府有人之外，也要處理這種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下至少有一部分可劃分屬於 public affairs (PA) 的事。當你在台灣的 PA 團隊不是被設計來處理 power compeition 也不是要 influence policy 的時候，自然而然所養出來的人就很難直接空降到類似美國這樣的政治生態圈。

所以這裡有幾個關鍵詞，一個是 power competition，一個是 public affairs。在這之外，還有各種 security 的 dimensions，這些 security dimensions，也有在台灣可劃分到 natsec 下被討論的。但這即便是到現在，仍然是只有一小撮人能碰觸到的範疇。接下來還有在 power competition 下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的理解。

這些放在 TSMC 自己集團內當然是不對的，劉德音基於其背景，在任內一定碰到很多目前各種框架無法處理的議題。那麼，或許有人就想到了成立「智庫」是否可以設計來成立這件事。你要到 power density 最高的華府或是給美國其他區域成立智庫，對離開半導體產業的老兵/老大而言，必然是更好的選擇。

我所接觸到台灣大部分的智庫，多半由學者主導（研究者不一定是學者，反之亦然），政治人物還比較少。過去政治人物喜歡成立智庫，作為幕僚在 gap year 的 “parking” 平台。這些智庫在國際上能發揮的影響力有多少，有賴政治人物本身的政治聯繫關係。台日雙方由於歷史因素，自然這種型態的智庫有比較長的生存期，但台灣對美方或是對歐洲，則不是這種光景。

近年在台灣來有更多以個人號召為主的「智庫」成立，基本上這些新興智庫，比較屬於媒體導向，在台灣有其影響力路徑，對美方或是對其它的 power，暫時還在崛起的路上。

TSMC 或是說更大的半導體生態，需要的當然不會只是「台式」的智庫。就算為了產業要應對媒體，交手的對象也會有 Financial Times, New York Times 這種相當有威力的角色。與這種等級的媒體打交道的方式，就和對台灣媒體差異頗大。若是以 Semicon Taiwan 展覽組織的角度來說，在這裡培養起面對國際大媒體的能耐，打擊範圍也是很短很小——至少不用面對國會。

國際媒體是影響力的一環，這種能耐的培養在台灣的半導體圈子，目前看來也還是不足的。雖然外交部那邊登記的外籍記者比疫情前多了不知道幾倍有餘，但養在台灣這個半導體的世界中心也不對。因為 decision making 的 process 不是在這個圈子內，頭腦互相「打架」也不是在這裡。整體工業/產業還有什麼平台？大概半導體的老闆們也是在邊作邊學習要怎麼搭橋。

所以當世界有兩極的 power competition 出現後，台灣半導體產業要面對的挑戰，還不單單是被要迫應付現在的問題而已。半導體產業不只要能想到五年十年後的場景，還有這些競爭和安全議題考量下，台灣龍頭產業的工業政策要如何發展的路徑。這當然不是單純的半導體技術問題，也不是現在哪一個台灣檯面上的智庫有能力投射其影響力，可以馬上在美國直接進行運作的。

台灣的「大手」 MNC 成立所謂的「產業智庫」有好幾段不太美妙的歷史，那些路徑應該也是要避免的。

先簡單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