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世代的責任

以個人角度而言(非團體組織)，從正向來看問題，並且『實作』，會不會比較有『幫助』？

所謂的『國家機器』職事或有相關權責的人員單位，在路權、安駕，和台灣的道路環境『先天限制』上這三個領域的了解程度，跟一般民眾比較，可能是沒差多少的。既然這是三四十年來造成的，以實務上來說，即使重車開放，資訊開始流通，騎士開始覺醒，但沒花個十年以上，是『扳』不過來的。個人覺醒(如你我)是一回事，公眾解讀資訊還要花很多時間。資訊解讀到一定程度，自然會有股『推力』可以利用。

我舉另外一個單純的例子：體適能。

體適能的書我在民國七十八年開始看，那時候是師大某老師(林正常)在推的東西，中文相關的譯本只有他在寫。但是你們看看，這麼單純(當時沒有牽涉到什麼廠商利益)，但卻又非常有別於我們『傳統競技取向』的運動哲學，花了幾年才讓大家聽過這個名詞？然後又花了幾年才進入教育部體育司，最後到現在的國中小課程？

採取『協助』態勢以取代『爭取』，或是『協助與爭取』取代『建言』，或是『協助、爭取和建言』來取代『對目前狀況的再次惋惜』，會不會是一種方法？

我不是針對你，我是針對整個大氣氛。這個改善騎車的環境(不單是重車)是一個『世代』的事。我們都可能太急了。

哈雷即將慶祝一百年生日, 德國最大的 Motorrad 雜誌剛慶祝完畢。我們才走第二年而已。大部分台灣的重車組織和社團都沒有當年社運的歷練，所以也才在學如何跟公部門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