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士灝老師的反應挺典型，他講的事也是資訊本位在台灣切到社會領域發展時會遇到的障礙之一。幾種通案型的限制（都是外在條件）：
1) 技術官僚（如科技部）：將技術發展脫離於社會發展脈絡，所以出國開會也是普遍看不懂歐洲在做什麼，或看的懂但不相信本地可搞，或是相信可搞但沒有團隊，或是相信可搞但自己能決的層次太低。
2) 經濟官僚（如經濟部）：技術轉化為價值捕獲的路徑太有限，轉化為實現社會價值發展的捕獲手法幾乎是零。例如本地火熱的「智慧城市」，就是捉襟見肘從資訊本位只能切入利基小菜，撿拾城市發展秣碎的最好例子。
在我接觸和一些歐洲學者的接觸經驗裡，在技術發展扣緊社會發展路線，能提供的洞見和價值都相當多元。因此學者在學研方向、學術團隊和技術智權的出路，都有人願意接引。但在台灣則因為上述兩點的斷開處置，讓技術發展總是很難走到社會，彰顯引領社會發展的價值？
類似感嘆在 Vicki Chiu 上任文化部次長的最後一篇「檄文」也講的很清楚，有價值有理想再加上執行就會有不錯的市場（英國），這在歐盟的一些國家，尤其是在 “democratizing technologies” 也是漸漸成立的。技術的民主本身，就是整個新興世代的好生意。
至於自由時報那邊報導，我在當晚有提到 FCC 的直播網址，如果有進一步想了解的朋友或許應該試著從 Twtter 上找 #NetNeutrality 的各種遊說脈絡。
在 UN 體系談 “data” 的部份，目前我看台灣有談的都稀稀落落，不只互不認識，對 UN 在這方面推進的具體想法也不是很清楚，有些在臉書上寫，有些在社論上發，有些則是報紙投書，但都是晚了兩三年才嗅到此事（或是願意公開談論）。這部份應該也要有一些場合讓這些事獲得更快的擴散才是。
T.H. Sch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