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難理解，一群秀異俊傑之士，在總統大選前聯合擊發，以網路媒體為載體，以諸多新創團隊為基底，以政論形式為操作標的，以重大議題和高位來賓為槓桿。在這個媒體消費和網路當道的年代，邀到足堪份量的受訪者，足堪份量的廣告主眼球，以及足堪份量的政治人物關注，只要願意，事情都能兜的起來。
在四年前，這件事是很難想像的。
這讓我想到昨天在 Mashable 的一篇文章 “Why Silicon Valley is losing at the Washington influence game”，談網路巨頭對於「動員」平台使用者來達成「遊說」白宮這件事。相較於技術和商業人才的渴求，Google, Twitter 等網路巨頭在成長到一定規模之後，公共事務角色才慢慢在公司內部有比較高的聲量。但無論是怎麼做，吃的悶虧還是不在話下。這在文章內寫的很清楚，因為要「動員」自己平台上的使用者來達成一些目的，是再也簡單也不過的。但每件事總是有代價，在各種利益衝突的權衡之下，動員自己使用者（或閱聽眾）這事，掐指算來在過去幾年，很可能只大規模的發生過幾次罷了。
新一代的網路使用者和商業服務經營者，尤其是在台灣，一點也不避諱公開討論公共事務。在過去這是極難想像的。公共事務帶來的個人曝光和遊說意向，多少會和個人所代表的商業角色有所衝突。比如說，如果你在美國比較重要基金會擔任要職，位居董事之列，你必須每年上課，了解所謂利益迴避在法律上有什麼樣的規定，這件事尤其重要的原因是，當基金會處理的業務範圍還跨及不同的國度，不少細微利益揭露和迴避差異，並不是這麼明顯的寫在白紙黑字上。了解這件事是保護自己，保護你所代表的團體，也代表「公共性」能夠在滾動的業務行為範圍之內，保持比較好的界線。
而在台灣，例如由前一波學運之後所茂生的網路意見領袖，只要願意被點名的，多少都能嘗到不等甜頭。2016年政權交換之際，在關鍵字「青年」、「社企」、「創新」、「翻轉」和「國際」的影響之下，很多政府的資源（事實上也不算多），就這麼的透過這些意見領袖，轉移到新的標的。
我不是說這好或不好，我是說這條路徑是相對有效的，而且在很多方面來說都是成立的。相較於傳統必須透過各種公關、組織和拜訪的作法，現階段的各種私人企業，尤其是主要服務場域是網路的（例：媒體、廣告代理商、製作公司、網路業者等），更樂於透過網路平台，明著直接遊說。
在網路和新媒體局面裡嚐到新滋味的，也發生到兩類人士。一是本來位居要津，但對網路媒體操作的公私分際缺乏區隔者。另一是因為選舉之故，初到地方政府者。前者一開始在網路媒體的消費習慣，就是跟後者學來的。後者本來在有公職身分之前，就有非常強韌的網路身分。轉入公職後，多半也樂於公私並陳，左右運用。我個人很驚訝的是，有些利益迴避的原則，就在來回之間，一個一個被翻轉。我著實也不知這是好事還是壞事，但心裡頭總會保持一點距離。
我比較關心的是，當有個三年的期限，給你把國銀員工的人力轉型，那麼「政問」型態以「媒體」操作和影響極大化的套路，浮現的操盤手和意見領袖，如何讓高熱的辯論，再度落回到打底保本的長期人力培養？邀集明星企業高層主談產業轉型，但各國基本的資通訊數據，到底在摸市場的人，有哪些能如數家珍，直接上場談判做事的？「政問」號稱要開十數場的座談，是個有趣的實驗，那麼議題炒熱後，收尾會收在哪幾段？
培養人才沒有光鮮舞台的，培養很基本的數位能力，我相信也是很難有的。但我想低調的公開問問「政問」，新的政論節目，固然是洗掉本地廉價政論節目的偉大嘗試，一時瑜秀，藪集揮灑，但你們最想要拿到的是什麼？可不可以公開的做一集政問？
如果行，應該會很棒。如果要酷一點，看能否邀邀駐台的各種外館，這會是某種心理防線的突破。
T.H. Sch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