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問為何而問

不難理解,一群秀異俊傑之士,在總統大選前聯合擊發,以網路媒體為載體,以諸多新創團隊為基底,以政論形式為操作標的,以重大議題和高位來賓為槓桿。在這個媒體消費和網路當道的年代,邀到足堪份量的受訪者,足堪份量的廣告主眼球,以及足堪份量的政治人物關注,只要願意,事情都能兜的起來。

在四年前,這件事是很難想像的。

這讓我想到昨天在 Mashable 的一篇文章 “Why Silicon Valley is losing at the Washington influence game”,談網路巨頭對於「動員」平台使用者來達成「遊說」白宮這件事。相較於技術和商業人才的渴求,Google, Twitter 等網路巨頭在成長到一定規模之後,公共事務角色才慢慢在公司內部有比較高的聲量。但無論是怎麼做,吃的悶虧還是不在話下。這在文章內寫的很清楚,因為要「動員」自己平台上的使用者來達成一些目的,是再也簡單也不過的。但每件事總是有代價,在各種利益衝突的權衡之下,動員自己使用者(或閱聽眾)這事,掐指算來在過去幾年,很可能只大規模的發生過幾次罷了。

新一代的網路使用者和商業服務經營者,尤其是在台灣,一點也不避諱公開討論公共事務。在過去這是極難想像的。公共事務帶來的個人曝光和遊說意向,多少會和個人所代表的商業角色有所衝突。比如說,如果你在美國比較重要基金會擔任要職,位居董事之列,你必須每年上課,了解所謂利益迴避在法律上有什麼樣的規定,這件事尤其重要的原因是,當基金會處理的業務範圍還跨及不同的國度,不少細微利益揭露和迴避差異,並不是這麼明顯的寫在白紙黑字上。了解這件事是保護自己,保護你所代表的團體,也代表「公共性」能夠在滾動的業務行為範圍之內,保持比較好的界線。

而在台灣,例如由前一波學運之後所茂生的網路意見領袖,只要願意被點名的,多少都能嘗到不等甜頭。2016年政權交換之際,在關鍵字「青年」、「社企」、「創新」、「翻轉」和「國際」的影響之下,很多政府的資源(事實上也不算多),就這麼的透過這些意見領袖,轉移到新的標的。

我不是說這好或不好,我是說這條路徑是相對有效的,而且在很多方面來說都是成立的。相較於傳統必須透過各種公關、組織和拜訪的作法,現階段的各種私人企業,尤其是主要服務場域是網路的(例:媒體、廣告代理商、製作公司、網路業者等),更樂於透過網路平台,明著直接遊說。

在網路和新媒體局面裡嚐到新滋味的,也發生到兩類人士。一是本來位居要津,但對網路媒體操作的公私分際缺乏區隔者。另一是因為選舉之故,初到地方政府者。前者一開始在網路媒體的消費習慣,就是跟後者學來的。後者本來在有公職身分之前,就有非常強韌的網路身分。轉入公職後,多半也樂於公私並陳,左右運用。我個人很驚訝的是,有些利益迴避的原則,就在來回之間,一個一個被翻轉。我著實也不知這是好事還是壞事,但心裡頭總會保持一點距離。

我比較關心的是,當有個三年的期限,給你把國銀員工的人力轉型,那麼「政問」型態以「媒體」操作和影響極大化的套路,浮現的操盤手和意見領袖,如何讓高熱的辯論,再度落回到打底保本的長期人力培養?邀集明星企業高層主談產業轉型,但各國基本的資通訊數據,到底在摸市場的人,有哪些能如數家珍,直接上場談判做事的?「政問」號稱要開十數場的座談,是個有趣的實驗,那麼議題炒熱後,收尾會收在哪幾段?

培養人才沒有光鮮舞台的,培養很基本的數位能力,我相信也是很難有的。但我想低調的公開問問「政問」,新的政論節目,固然是洗掉本地廉價政論節目的偉大嘗試,一時瑜秀,藪集揮灑,但你們最想要拿到的是什麼?可不可以公開的做一集政問?

如果行,應該會很棒。如果要酷一點,看能否邀邀駐台的各種外館,這會是某種心理防線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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