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府談全球三大網路空間會議

這場由 Internet Society 華府分舵 (ISOC DC) 微軟在華府的創新與政策中心所舉辦線上論壇,是新年後第一場比較有趣的座談,原因是了解網路空間有許多途徑,但對台灣來說,無論是

  1. 聯合國的 IGF(網路治理論壇)
  2. 兩年一次的 GCCS(全球網路空間會議)
  3. WIC(烏鎮互聯網大會)

都陌生的很。但烏鎮由於近水樓台,所以受邀去的人多,以台商為主,但分享觀察的少。但怎麼說去的只要夠多,聽得到訊息多,任何身為利益相關人的單位,也就不難理解烏鎮所傳達的意涵。

 

ISOC DC 這場座談出席的有幾位,分別代表:TCP/IP 共同發明人 Robert Khan、Cloudflare 公共政策負責人 Mike Nelson 負責主持、Diplo Foundation 的 Tereza Horeksova、在聯合國 IGF 前身即開始運作的 Shane Tews( 曾任Verisign 全球政策副總), Public Knowledge 基金會的 Agustín (Gus) Rossi,以及在川普政府國務院體系可能是名義上主要負責網路空間政策的國務院助卿 Rober L. Strayer,還有 NTIA 的 Jonah Hill。不過聯邦政府這幾天關門,所以 Jonah 無法出席。會議議程和實際座談人不太一樣,但在華府要找與談人不難。

Robert 談的也很有趣,主要是身為網路的實際發明人之一,那是1960末期和1970年代,IGF 和烏鎮會議他都不陌生。後者尤其中國在建立網路社會整體發展論述最為精心策動的平台。Rober 去了兩次,今年當然也是主講。他坦承從翻譯聽到的各種描述,在當下第一時間認識都和非常的和諧美好,例如「開放」、「安全」、「自由」等。但他不懂中文,只能保持一個存疑好奇的心來理解中國在網路空間最近幾年和美國的的話語「詮釋之爭」。例如早期他在 AT&T 也曾經策劃要如何讓 internet 無效化,或是在 DARPA 資金斷炊之後,要如何說服 NSC 支援網路的科研發展。這在四十多年後看起來啼笑皆非,網路的重要性不證自明,但在當年,可是真實的資源競爭。不小心小小萌發的網路就沒了。

其他現場去過烏鎮互聯網大會者,相對而言都比較資深,對於互聯網在一個大會內所能攪動和引起的動能,有著截然不同於在今年印度的 GCCS 或是過去的 IGF 的感受。這些從早期 (1980) 年代就參與現代網路發展的各界人物,ISOC DC 提供了一個很好的長期平台讓不同世代的人認識,但歷有新人輩出,而且專家網絡極為廣泛。我想這比台灣的現況不知好上多少。

印度和俄羅斯

GCCS 2017 去年則是在印度舉辦,2015年在荷蘭海牙。這兩場都能在網路上看到當時的錄影檔,但去年的印度場由總理出席,雖然是「全球網路空間會議」,但印度本身龐大尚未上網的人口仍佔了超過半數人口,十幾年之內勢必成為全球最大國(人口)。由於這層「重力」的因素,今年印度的主題偏向於總理對內部利用此場合談內部想要達到的目標。印度有資格這麼做,其他國家想必對印度在網路發展的重要度不會有什麼異議。

GCCS 2017 去年有幾場屬於政府代表主談的議程,俄羅斯電信與通訊部副部長 Rashid Ismailov 很明顯的提到了美國所不願見到的網路空間發展方向。但俄羅斯在網路空間的掌握度以其不相稱的社會資源投入,在近年來取得了非常高程度的發展,而且在「戰略」上繼承了冷戰思維,但作用的場域則是網路空間。俄羅斯的威力相當不容小覷。美國政府和臉書目前所遭受的普遍質疑,例如上次大選的俄羅斯介入陰影,轉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國會、是白宮,是國防部還是 GAO 要負責。眾議院上週通過的《網路外交法案》也算是國會體系(外交委員會)自求多福的表現。不然我們說代表美國利益在國際上談網路的代表應該是誰?不管是誰出線,這個法案最後川普會不會簽署,光是有這個問題意識就很有趣了。

聯合國 IGF

至於聯合國的 IGF 屬於「罄竹難書」的大平台。這次座談的與會者幾乎都參與過大大小的 IGF 系列會議。IGF 今年在日內瓦不知道為什麼瑞士聯邦政府安排得這麼晚,有人打電話去當地的12個使館,結果一個人都邀不到,因為大家都去度假了,有些外交體系還被國家規定,IGF 期間不能待在日內瓦。再加上今年烏鎮互聯網大會被安排在 IGF 的前兩週舉行,這點也讓很多西方人士頭痛。根據 Diplo Foundation 的調查,越來越少政府代表參與 IGF 會議,這是在數字上反應出的事實。去年25%,今年23%。肇因為何?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普遍的共識是,現在能談的平台多了,除非是新來乍到,不然政府代表不必然需要參加 IGF。

不過對其他的利益相關人而言,這點理由不必然成立。非政府組織在今年 IGF 達到4成之譜,聯合國生態定義的 IGOs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的參與也很高。這對台灣而言可能也很難理解。

這次 IGF 會議所顯現出的「問題」也和台灣在由財團法人 NII 舉辦 TWIGF 會議所遇到的挑戰是相當類似的。首先是本來就屬於數位原生和能耐很高的族群,「並不太需要」這個平台。台北當然不若日內瓦,要參加沒準備個十來萬台幣先別想,台北的 IGF 相對而言參與的成本門檻很低。但高度和網路消費者「油水」分離的狀況,是近幾年來 IGF 會議所呈現的警訊。IGF 這平台過去曾經扮演過很重要的角色,目前也還是,但在網路大環境變化越快的這幾年,許多討論的途徑、方式和參與人員,已經和新興議題以及新一批動輒數億數億的上網者大幅脫鉤。這並不是我說的,Marilyn Cade 在話語之中很清楚的表達她這個觀察。她之前在 UNCSTD 擔任對於如何改善 IGF 的代表,也是 AT&T 內部早期在談要如何因應電子商務的政策負責人,講的話有些代表性。而一般商業公司普遍對於 IGF 興趣不高,這幾年也有一些徵兆。

小結

這場座談留下比較多的問題,例如說如果你切換國家利益,以美國、中國或是印度的角度來看網路空間的發展。這個切換是否能「順遂自然」,某些程度來說應該是外交體系的人員要懂的。而企業內若本身業務橫跨美中印三國者,大概在團隊內也要盡力讓很精熟於相關文化背景和業務的人作為成員,否則在各種場合談網路空間的議題,基於什麼樣的文化背景意識自己都搞不清楚,要怎麼上檯面去談?當然,若把角度切換成荷蘭,荷蘭人口數量少於台灣,但在網路空間可是相當巨大的存在。這點荷蘭是怎麼辦到的,對於台灣而言,屬於第四個更要好好研究的對象。台灣或許不會受到印度網路空間思維的影響,但身處中美兩大網路勢力,自己的路是什麼,這三大會議應投入關鍵資源,聰明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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