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剛好幾個場合被問到一些關於「跨國組織」的問題,剛好也想到郭台銘的狀況。一點不負責任的雜想。
所謂的跨國,只要不是以「公司」型態出現的組織,對台灣的朋友而言,通常比較陌生。有些在台灣的社會發展脈絡下比較容易理解,例如綠色和平組織、扶輪社等。另外則是不太會注意,但說出來大家都聽過的,例如奧委會 (IOC)、FIFA 等運動組織。這些組織規模不一,但長年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力,並不遜色於規模不大的跨國公司。有些在特定議題的「發動」,可說是很有威力。這些組織當年在母國是如何開始的,後來如何在不同國家發展,相關的管理和營運經驗,是比較稀有的。
有些跨國的非營利組織,談的都是商業和社會的議題,有幾個是台灣的朋友比較容易疏忽,但也都聽過的。例如 WEF 世界經濟論壇,一開始是日內瓦大學教授 Klaus Schwab 君在1971年所發起。經過48年的發展,WEF 組織已相當龐大。年度的 Davos 盛會,是全球商業名流必訪的焦點之一。在 WEF 的結構之下,還有很多分頭進行的計畫,這些計畫有些偏向有些偏向學術研究(例如台灣政府很愛看的競爭力報告)、有些偏向政策倡議、有些則是促成不同經濟體之間更能緊密結合的實務交流計畫。WEF 對於各經濟體的工商、學術、政治和媒體在 Davos 年會有什麼「議題設定」的能耐,我想很多人應該不會輕忽才是。
也有一些比較容易想像,但規模大到令人驚訝的非營利組織,例如索羅斯 (George Soros) 的 Open Society Foundation 和比爾蓋茲與其夫人的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前者一年的預算大約10億美金,後者的基金會資產大約是380億美金。這兩位的身家資產,對郭台銘而言應該是看得起的。不過前兩位對於社會的貢獻,以及用錢堆出來的玩法,如何和開放或是不開放的社會體系發生關係,是郭台銘這輩子可能來不及學的。這不是説郭台銘不行,他的成就當然是我們這輩子不可能企及。但他的經驗,若是放在更廣的國際場域,他懂的玩法,精熟的操作,就是很窄但很深的產業鍊那一套。這些招數,對於在各種跨國組織間運作,確保台灣社會最大利益的方向來說,是沒什麼用途的。
你會說,郭台銘也有捐贈好幾個基金會啊?是沒錯,但這些基金會過於業務導向,別說對國際社會能發揮作用,連在台灣能不能有什麼用,大概都很難說。
還有一些國際型態的組織,以高度影響政治和政策為成立的宗旨和目的,這也有好幾套的玩法。比如說耳熟能詳,最近常來拜訪的美國大小智庫,蘭德 (RAND) 也算是其中佼佼者吧。
上面幾個例子,都不太需要有「主權」的角色站在前面。對郭台銘來說,或許人生旅途的最後1/4,可以考慮新的玩法。台灣老一輩的成功企業家,在國際組織和確保社會和商業利益的國際運作經驗,多半屬於幼幼班。郭台銘若願意率先示範,對於後來的人大概會是好事。如果只想要碰「政治」,那麼,也是有一些型態的國際組織可以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