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通訊政策的數位落差

最近和不同單位接觸後有些感想。

我們通常想當然耳的「數位落差」是發生在最後一哩的鄉間，例如相對於台北市而言，屏東縣是鄉間。相對於矽谷灣區來說，新北市是鄉間。這些落差的分佈樣貌，你我在生活也都有所感受。落差的存在本來就是很自然的，但造成落差情況惡化的最大原因，卻是我們都知道但是卻不好意思說的，也就是政府本身的資通訊政策。

意見是怎麼透過機制形成為正式的資通訊政策，是我一直很好奇的題目。以前專心在做網路服務時，沒多想這一塊，有想到公民參與，但頂多看看電子前鋒基金會，沒機會著手切入一個比較具體的領域，對政策的形成付出具體行動。但生意做久了之後，漸漸發現我們這行的主要的瓶頸幾乎都是卡在政策的這一關。例如金融監理法規和網路代收代付、個資法以及顧客行為資料的收集和再運用、還是地籍和一樓門牌號碼資料的取得等。我覺得資通訊政策一直為人所詬病，藥效下不到最後一哩的原因，主要的問題出在下面幾個環節。

人為的回音壁

政策在成形的過程當中，一定需要徵詢「人」的意見。人的來源有內部、外部等。而外部又可以分為其他部會代表、專家、學界、廠商等。但根據過去的交手經驗，在處理資通訊政策的時候，承辦單位和承辦人所邀請到的代表，多半對主題的了解相當有限。這有限的狀況尤其更容易發生在對其他國家相關政策的脈絡和實質理解討論上。內部的承辦人員因為主管意志和公務文化（甚至是法令）的關係，不了解是可以… 理解的。但外部代表對於主題的掌握，尤其是新興領域，常常是張冠李戴（如雲端）或是囫圇吞棗，或是事不甘己的船到橋頭自然直（如台版 SOPA）。

但新興的資通訊領域本來就難以掌握，而既有的顧問成員，若是來自學界，則通常對資通訊的商業發展理解相當有限。這不是能力的問題，而是每個人的防守範圍本來就沒辦法這麼廣。新興的體系沒有完整的知識體系（如怎麼退場），也還不容易進到台灣學界的研究體系。若來自於業界，可能就是承辦單位「接單」或是生態體系下的常客。廠商對於資通訊變化的建議立場，基於本位，自然容易偏向裨益既有業務的方向去詮釋。若有其他專家來自台灣的民間，屬於商會、公會、或是非營利組織，這些單位對於國外 ICT 科研政策的研究能力，本來就比較缺乏資源（或組織文化）進行長期的研究。所以承辦單位想找個角色比較中立的專家團體，這條路是滯礙難行的。若是這「專家」的名號聞所未聞，那被邀請成為徵詢的對象，機率就更低了。

新興領域之所以為新興領域，就是和既有結構不同。要釐清這些結構的面貌，找出方向，用政策工具加速有機結構的快速增生，自然而然會面臨到先破壞和再創新的窘境。這窘境的浮現點在徵詢意見的先期就會浮現了。可是光是要問到對的人就如此之難，更何況是挑到對的人（團隊）來處理資通訊新興領域的政策？

為了讓政策走安全牌，聲音最好在各個場合都控制在回音壁裡繞就好。可是有時候對於新興的資通訊領域，實在是找不到人來列席，所以就衍生了另外一種專家，就是靠著台灣媒體的曝光而浮出檯面的專家。這是突破回音壁的絕佳機會，但因為有下述的兩個因素，所以政策的數位落差還是牢不可破。

不過我們也是有工研院 (ITRI) 和資策會 (III) 啊。但這兩個單位在資通訊政策所扮演的角色，貢獻大爭議也大。我對 ITRI 和 III 的理解不足，暫時不予評論。

政策的防火牆

Wikipedia 對於「防火牆」的定義是：

在電腦運算領域中，防火墙(英文：firewall)是一項協助確保資訊安全的裝置，會依照特定的規則，允許或是限制傳輸的資料通過。防火牆可能是一台專屬的硬體或是架設在一般硬體上的一套軟體。

資通訊政策防火牆的意思就是說，大到政府採購法、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公務人員任用法，或是小到計畫經費核銷相關規定，都是這些政策的防火牆。既有政策的防火牆就是新興產業不能夠順利成長的上游原因。這也是最難處理的一環。

泥扶不上牆

這裡強調的不是「爛泥」，而是兩種異質材料的結合面，在黏著力道天生就會出問題。用這比喻的原因是我找不出更好的方法來談資通訊政策中「張冠李戴」和「走法奇特」的普遍問題。

第一種狀況：扶不上牆不是泥的問題，而是扶錯了牆。例如用「雲端」給「資料中心」冠名就是一個最氾濫的例子。明明談的就是資料中心的建構，卻硬要在政綱以及政策的宣傳面強調「雲端」以及「應用」。在政策處理的策略上，這幾個本來是不應該混為一談的概念，卻硬要把泥扶上牆。不只如此，還大幅加碼，希望能把牆漆的好，漆的妙，漆到可以輸出為台灣的競爭優勢。長久下來為了把兩個異質而且還名稱混淆的介面兜在一起，必須不斷的投入資源，然後在績效報表上動自己都會心虛的手腳。

如果近年來資通訊政策是好的，是有「體感」的，是產值的數字可以拿出來講的，那麼我這個比喻就是錯的。

第二種狀況：兩端的異質介面都是人，根本就扶錯了牆。這跟剛才所說的人為回音壁狀況不同。人的來源有內部任職和外部諮詢兩種。先由外部來看，我們假設有幾位專家常常是某部會政策座談的座上賓人選。這些人選有其獨特的價值，但在政策形成的過程當中，卻常常被擺錯了位置，或是意見可供政策採納的質量，取決於其知名度的高低，或是即將被取代的黃昏產業的經驗值。

內部來看，人的異質介面和資通訊政策的最好例子，就是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在快速變遷的資通訊領域，人不對，怎麼都扶不上牆的。

分階段吃

可以在一年內做到的，分成兩年的案子。三年做到的，切成五年。有時候這是前述的政策防火牆所造成的，但世界是不等你的。

資通訊政策的數位落差，造成什麼問題？

造成什麼樣的問題我沒有研究，但最近常被談起的新興產業該不該補助，或是 apps 產業是不是該加碼投資等，這都是下游的問題。台灣資通訊的體質不好，問題在於資通訊政策的體質就已經不好了。上游沒解決，模式沒解決，面對世界變遷如此快速，本地政策又如此和國際脫軌，這資通訊政策的數位落差問題，就是最後的最後一哩。政府相關當局以及我等諸君，更應該嚴肅面對和開放討論。

不要每次都三年後才在做人家兩年前就推翻的結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