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一場特別的「茶會」,抓了空檔和 Herbert 請教他的意見,尤其是當他提到德國在1960年代對於資訊立法態度,如何隨著德國在歐盟扮演的主導角色日益吃重,進而成為了歐洲境內普遍的立法態度這件事,是很值得在五十年後好好研究的。

這場茶會由於有不少東南亞和南亞的朋友,因此這幾年風行的數位經濟、數位立法和網路安全的議題和各種監管作為,就成了一個有趣的對照。例如台灣嘴上熱烈討論金融科技和立法沙箱,或是新政府喊的亞洲矽谷和 IoT 等。這些都不太算是源自於台灣的原生討論,但卻是成為了不少勢力想吃的嘴上大餐。

Herbert 雖然在瑞士的 Forschungsstelle für Informationsrecht an der Universität St.Gallen 擔任院長,但對亞太畢竟沒有足夠的生活經驗,所以也說不准一些在本區域普遍的立法現象和輿論,到底是如何「被啟動」的。本區域由於語境和政教情勢更為複雜,市場也異常碎裂,但卻有全球最高的網路人口成長動能,因此相當值得各方野望勢力,尋求關鍵的上游切入路徑,以確保議題、「利益」和資源的「投擲」,能因為準確的策略資源放流點,進而將效益放大,擴散到下游。

區域內的各大勢力,如美、中等網路巨擘,新馬泰等地區之空降大腕,還有印尼本地市場能量所培植出的新興網路企業,這些都和本區域內數位立法與監管態度的互相「學習」,息息相關。這也難怪比較具有野心的國家(如美、中、荷、韓、日)都有非常多細膩的「前置作為」。

當然了,只會緊抱人家早就定好遊戲規則的超大型國家級計畫,最後能帶出去的業者,可能也就只能繼續在早就被框好的利潤下游,爭食碎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