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半前才說要注意微信，今天一早起來就發現在華府的記者傳出訊息：川普已經簽署了禁止微信的行政命令。對台灣社會來說，目前媒體報的都算快，也有人專門盯川普在講什麼，所以新聞報導的一點都不欠缺，欠缺的可能是其他的部分。

比如說我們看行政命令的內文，就會發現相當「不妙」。這不妙是什麼意思？行政命令提到除了美國之外的三個國家，分別是韓國、台灣和澳洲。美國要「禁止」微信就禁，為什麼要提到其他國家？內文提到這三個地方的目的是什麼？

For example, in March 2019, a researcher reportedly discovered a Chinese database containing billions of WeChat messages sent from users in not only China but also the United States, Taiwan, South Korea, and Australia.

好的，我們看到原來是在談2019年3月某位研究者的報告。這位研究者的「報告」其實應該不少人都看過，但行政命令內只有提到這份研究，想必這份研究相當重要。美國不是沒有情報機關，也不是沒科技能力做微信的「市場研究」，會提到這份就表示對台灣社會來說也挺重要的，關心此事的人應該也要看過才是。

所以如果沒有看過這份報告，那顯然有些環節出了問題，這是在看台灣媒體報導時第一個要問的：是誰該看過？例如號稱跟美國關係密切的台灣政府外交團隊（之一）嗎？

第二點是，到底這份行政命令會如何在45天後具體影響台灣的政治、政策和產業發展？會被影響到的這些利益攸關者，已經接收到台灣政府的通知或告知了嗎？可以期待台灣政府給些「指示」嗎？美國是透過什麼管道和程序，讓台灣政府和產業知道美國商務部要「動手」了？台灣是真的只有45天反應？還是已經有什麼政府單位提前知道？

第三點是，如果我的公司有騰訊集團的投資，而且我有美國籍，現在人在台灣，那我該怎麼辦？這是用私人公司角度來看的，事情這麼急，也不算風險管理，根本可以說是馬上就要有緊急應變的「逃命計畫」了。那行政命令要找誰來解讀？美國商務部通常是如何執行行政命令的？過去有發生過這等力道嗎？有經驗的人在哪？公司的內部法務能應付嗎？商務部是怎麼界定 “transaction”  的？此行政命令只適用於「微信」，還是整個騰訊控股集團？

第四點是，美國年底選舉之後，這份行政命令會不會翻盤？還是我可以緩兵之計，等選舉結果之後再說？或是鞭長莫及，反正化外之地，不會被「燒到」？

Sec. 4.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order:

(a)  the term “person” means an individual or entity;

(b)  the term “entity” means a government or instrumentality of such government, partnership, association, trust, joint venture, corporation, group, subgroup, or other organization, including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還有很多可以討論的點，但對台灣來說，既然被「點名」了，就不要看看台灣媒體的報導就算了。認真一點會比較安全。台灣有多少微信用戶，想必也不在少數。

事件：Pompeo says US may take action against TikTok and other Chinese tech companies ‘shortly’

Ben 的文章基本上都講完了，我提供些「台灣觀點」作為思考的出發。

（一）此事台灣政府不要置身事外：這意思並非說川普政府透過媒體所表達的意圖陰晴不定，所以我們要多追蹤關注，而是川普政府認知 TikTok 所構成的威脅（Ben 的文章提到不少），有些說法是長久以來為不少人所關注的，有些則是這一週突然冒出來。這些明示和暗示的威脅型態，有些有所本，有些找不到本（如：拆 app 分析數據流）。有本的要研究，無本的要觀察。更重要的是

臺灣也面臨類似的「威脅」，而且台灣浸泡在這些威脅樣態的時間，大概比不少國家來得更為歷史悠久

例如長期在台灣政府資訊系統之間流竄的 “Taidoor” 在2013年已經為人所知，但美方到昨天才由 FBI 發表聲明。

在網路攻擊 (cyber attack) 部分，台灣可說是地緣脈絡下的事件中心。執持著「安全、自由、可信任的網路空間」大旗，還能催生出《台美5G共同宣言》這樣的動作。雖然 TikTok 在台灣的影響不若其在美國的吹枯拉朽，不過眼下想處理的 iQiyi, Huawei  等層出不窮的動作所隱含的意識卻是類似的。可是台灣並非網路大國，也沒有如此直接的行政指導，指導出來還封不了反而會變成笑話，封了也會變成笑話，可能還會把美國服務商拖下水。台灣在網路空間要處理的多邊問題的構面和美國、中國是不一樣的。這個意思是說，台灣如何精準、細膩、有效、基於法治精神的處理模式，反而對很多國家是更有實際參考價值的。如果台灣搞不太定，在特定的圈子也會成為國際的教材。

（二）關於年輕人政治觀的培養場域：出身於2000年後的世代，如果居住國是類似美國、西歐和亞太等這些上網滲透率高的國家，那麼這個世代的所有政治觀，可能都是透過網路所培養起來的。這個世代受到大型技術平台 (big tech) 的演算法影響是最為強烈的。我們把前總統李登輝近日的逝世拿來作為一個對照，也能提醒 “big tech” 在地緣政治對於年輕世代影響力——這點的重要。90歲的和60歲的台灣民眾對於李登輝的回憶是不一樣的，40歲和20歲的也完全不一樣。20來歲對於李登輝的認識，幾乎來自於網路媒體，更精確地來說是社群媒體。什麼樣的勢力在社群媒體能投放影響力，就能塑造和掌握歷史人物（或事件）的重新詮釋。

TikTok「厲害」之處在於（Ben 的文章也講了很多）能夠「掃蕩」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龐大的上網年輕人口（想想印度），這個人口層是美國四大平台所難以企及的，而這和 “K-Pop” 或是 “BTS” 等打破亞洲娛樂界天花板的狀況顯然又完全的不一樣。

真封了誰受益，下一個被封的是？：TikTok 似乎沒有現成的取代品，但包山包海的 WeChat/Weixin 可不一樣。微信如果成為下一個目標，那麼以台灣觀點來看，不妨現在開始推定想像想像。誰受益？誰受害？這個受益和受害的規模如何？會不會造成網路使用者的「大流竄」？

這兩個領域本來差異極大，因為「資訊戰」和「假新聞」要定義起來可就沒完沒了。可是沒定義的東西就很難框定範圍，不能框定範圍就很難做「量測」。無法量測的東西是無法獲得改善的。這對於任何做網路產品的人而言都屬常識範圍。可是為了方便討論和紀錄，我們將這兩個領域姑且先用通俗輿論的說法來探索。

首先是2018年11月24日「奇怪的戰敗」，接下來是2020年1月的「大勝」。中間的歷程不是我們要回顧的，但有幾個一般讀者可能比較沒有關注的因素，成為2020年大選之後的變數：第一個是美國智庫體系的介入，第二個是其他國家智庫體系的介入。第三個是，本地研究者開始和美國為主的利益相關者接觸。而這幾條關係之間，有不等的公開資助和號稱委託研究的關係。

美國的智庫為什麼要研究台灣的資訊戰和假新聞？這裡有些具體的說明，我不再贅述。而在大選前兩週，很多人都被分配到要接待的團體，有不少來是自於其他國家的智庫體系的研究人員（更龐大的記者群不是本篇要討論的）。話說本來台灣在這兩個領域的研究動能，論資源、論研究經驗、論團隊、論跨界的協調，在2018年底之前，並沒有表現出應有的「蓬勃」。喊的人很多，論壇投稿說應該如何如何的研究者也不在少數，但「多虧」2018年底到2020年1月大選的這兩個時間點所爆發的不少事件，促成「資訊戰」成為2019年研究主題的耀眼新興，也真實的成就了幾個領域研究的新星。

但這其實不到一年 (2019/04~2020/02) 的大鍋熱炒，讓接下來關心此事的研究者有什麼出路？研究者不必然是來自學界，有不少的技術愛好者，關心地緣政治的評論人，或是更多在經歷這些現象而發生失語然後感到必須奮起的人士，都算在內。

以美國智庫的角色和台灣接觸的研究人員，身份背景不盡然相同，有些其實是顧問公司，有些是科技公司，有些是受過情報訓練，而目前智庫擔任學人的好手。顧問公司是美方和不熟悉的第三國（台灣在這兩領域的發展，他們很不熟悉）接觸時，必定會出現的中介機構，在新興領域尤然。例如最近不巧遇到武漢肺炎的「美台科技賽」，就是顧問公司穿針引線，美國在台協會名義上在本地聯絡，以及另有本地被授權與美方討論的人士和單位，進行磋商和議題研究而發展得來的號稱「東亞級」的系列活動一環。

不過，對任何這方面的研究者來說，若是這一年研究的動能有所大幅增加，那麼研究的經驗累積，總不該只是社群媒體或是報章雜誌的專欄吧？我們看幾個比較長期有聲譽的智庫，包含美國、德國、英國、澳洲等地，無論對台灣的研究水平如何，就算只是想對其國內利益相關者表示「我也有在做台灣研究」，至少都有公開的報告，可讀可閱，可供討論。進一步積極者，還能看到所釋出的資料集，讓其他的研究者能驗證所謂「資訊戰」「假新聞」的指證歷歷和論述。

那麼台灣在這個時間點，有如此豐富的場域，應該要有極其豐富的研究資源才是？

大選之後，這方面的討論瞬間凍結。一來是武漢肺炎茲事體大，整體社會關注全部往這個方向去，二來是，既然「大勝」了，好些相關志願型態的計畫和團隊，要不進入休息的狀態，要不就是直接解編。照理說，如果狀況曾經如此嚴峻，總不會「大戰」後就無聲無息，連歷史都沒有了吧？

我個人比較擔心的是，這個看似新潮的議題，就像是大潮起落，不到一年之後，轉變成只有幾個人代言獨享的顯學。對西方世界來說，這方面的研究很重要，台灣當然是一個好的標的。但研究資源缺乏累積，沒有可供驗證的文本，那這兩個領域，可能就不屬於研究範圍。我們可以說是情報工作，也可以說是政治工作，或是外交工作，也可以是服務美國顧問公司的公關工作。但對於研究者而言，若走到這一步，發展當然是最差的。

台灣當然不只如此，但眼看就只能再度如此。

訂閱 Telegram。

先說結論：

• 科技冷戰下，台灣國會的角色，在2020-2024之間，大概目前非常薄弱，短期內也沒有任何足以樂觀的客觀指標
• 科技冷戰下，新科113位國會議員，其背景包含以下任二領域：如科技、國關、戰略、外交、國安、數位、網路、安全、貿易者，加上擁有過去的冷戰經驗，又足以勝任和扮演好國會議員角色者，數量可能是：一或二
• 所以對國會最大黨而言，要實踐「抗中保台」的意念，在科技冷戰下，國會無法自己提供「彈藥補給」。對於其他在野黨而言，可能有些角色可以扮演，但實質戰鬥力，也不容樂觀
• 因此，行政和國安團隊行不行，在2020-2024年會比2016-2020年來得更為重要

以下為個人意見。我們就直接從區域立委開始點名，然後再來是不分區立委。沒提到的就表示從過去其經歷來看，戰鬥力只有連署和表決一用。當然，有些國會議員可能天縱英才，短時間內或許有機會成為一方專家，兩三年內敏捷精通兩個領域。

我們先從台北市第一選區看到第八選區。

• 吳思瑤雖相對年輕，但在科技冷戰缺乏判讀的 “capacity”。很多民進黨偏屬中生代的立委，多半和吳思瑤的經歷和專業類似。吳屬於第一選區，只好不幸的被我先挑出來作為範例。
• 何志偉雖然在數位科技的使用上比較嫻熟，但因為經驗和選區選民結構所限，在消費者端涉及科技冷戰範疇者，敏感度會比較高，但可能僅就如此。
• 蔣萬安屬於第一大在野黨國民黨陣營。他的經歷讓他的個人網絡，反而比較有機會接觸到科技冷戰的各個專業領域。有時候自己不用很懂沒關係，有一群懂的人和幕僚（甚至是家庭），這就足夠了。國會的在野黨在科技冷戰能扮演什麼角色？這個問題挺有趣的，我們留待下次再探索。
• 高嘉瑜在數位和網路部分，在其台北市議員任內有不少「問政經驗」，但那些都偏向城市級別的市政議題。當面臨到兩個強權在科技領域的冷戰，她的過去的經驗是否能轉化發揮，以她個人的路線來推估，是有機會可以「期待」，但本人意願和團隊意願，大概很難。
• 林昶佐主要是國際知名度高於前幾位，但那個知名度是某種形象和音樂背景的「識別度」，和科技冷戰完全無關。他的個人網絡關係（國際部分），在台北市區域立委各席，或許只稍遜於蔣萬安，但他未從政前的關係和科技冷戰的距離，說實在，比蔣萬安遠的很多。
• 林奕華離得最遠，但和其他本區域的國民黨立委一樣，過去的「冷戰」和「對抗」經驗，來得比前面幾位更為豐富。我當然不是說過去經驗一定能派上用場，只是冷戰結束年代，若我們用1991年柏林圍牆倒塌來算，那麼當時年齡不到十來歲的，大概很難有機會親身體會到冷戰對抗和強權下求生存的強度。
• 費鴻泰的出身當然是台北市各席「看起來」最有機會和能力談論科技「冷戰」的候選。不過一來他屬於在野黨，二來科技冷戰就是美中兩強，身為國民黨黨員會如何自處兩強之間，我認為不好推定。另外一個費鴻泰的罩門是，現代的科技冷戰與過去的科技冷戰，作用的場域多出了許多，複雜度更高，尤以數位、網路空間這兩大領域為甚。費離這兩個世界，極度遙遠。
• 賴士葆是比較奇特的。第一個他年紀夠，第二個他是台北市區域立委唯一一位的理工背景出身（大學機械，碩博士南加大工業與系統工程）。但他所處的時代，行政、科技和產發可說是綁在一起，國會偏向是行政機關的橡皮圖章，反正只要選擇美國就對了。賴後來以財經和管理「聞名」，可說是那個年代的不得已。他離開科技如此之久，科技冷戰從財經角度雖然也可窺見不少端倪，但應該不容易派上用場。不過若他要發動什麼事情，應當要注意。

待續。

Continue reading “科技冷戰下，新科立委的戰鬥力是…（台北市）” →

這份簡報的標題看起來無關痛癢，但實際上任何透過網路進行的社會經濟活動，小至私訊傳送、電子郵件寄發、線上語音視訊會議、串流媒體收視、跨境拍賣、申請官方旅行證件、訂閱海外旅遊服務等，一直到企業端的電子報關、跨境金融交易、總公司海外公司資料傳輸等，乃至於追查電子犯罪，確保連外網路順暢、確認域名伺服器解析正常、外館提供國民的電子服務系統等，都和「網路自由」的概念息息相關。

Continue reading “關於網路自由、網路主權和航行自由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