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鬥嘴的那一方都有認識的親朋好友，但一來在下不是軍事菁英，二來也不是國防改革者，三來更非官府人士或是列入教召的對象（原因：已退很久）。常備、後備制度怎麼轉圜，也都和我沒有直接關係。
不過既然威脅形態的「想定」提高到「全民國防」的層次，而軍事精英和改革者們又一直喊著這是「全民」的事，這時我就好奇了，我「一介平民」的，好好的把高堂小孩家庭顧好，就已經是超級高標，還要有「防衛意識」甚至是「保衛決心」，這會不會太過於，沈重？
如果只是嘴巴講講鍵盤打打是不會多沈重，看看「軍狂發言」還是「智庫鬥法」也不花什麼時間，甚至查查《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演習民力徵用實施辦法》《釋字第517號》《結合民防及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執行災害整備及應變實施辦法》也很容易。但是家裏巷子路口發生車禍高喊「阿娘喴」，我要打給119。樓下有人酒醉裝瘋揮刀，我要打給110。遇到家暴奪門而出要打113，武界林道迷路眼看天色已暗人出不來要打112。想來想去我好脆弱，連保護自己的能力都沒有，只能依賴手上這支手機 call out for help。很多人搞不好連要打119或是110都搞不清楚，可能只會傳 LINE 私訊或是上臉書求救。
若我在捷運遇到一件隨機的無差別攻擊事件，我還真不知道要怎麼辦。要逃？要擋？要救人？要擊斃對方？如果攻擊者持有半自動武器，那我要怎麼辦？空手奪白刃？駭客任務下腰躲子彈？
喝杯冷水，醒醒吧。
我是親手救過人，徒手救過溺水者的，我知道要把人「安全」的帶離「開放水域」有多麼的困難。我也是用「筆」真的救過人的（好吧，是利用電腦打字），那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經歷過1999年921大地震的，老家就在埔里，鄰居和同學死了幾個，知道什麼叫做「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我是參加過2009年「莫拉克網路救災」義舉的，知道警政、消防、醫療和社福體系在大規模災難會遇到什麼問題，而資訊系統會如何崩潰，災情資訊的稀缺和氾濫，分別會造成什麼不同型態的集體恐慌，然後給指揮和管制 (command and control) 造成巨大的公關壓力。
我是有外籍朋友過去曾長期待在阿富汗、喬治亞等備受戰火和武裝勢力摧殘的國家，所以我問得到一些經驗，我還有在瑞士、以色列服役過的男性女性朋友，要問他們的真實受訓經驗，也比一般台灣的朋友來得更有管道。但鄉親啊，那都是其他國家的經驗。台灣北部潮濕，都會化程度高，人口超密集。大家都有山，但山的樣子就是不一樣。要躲到山裡？台灣很多蚊蟲啊！
我雖然不是教召的對象，但身強體健，機動力遠遠高於同齡男子。若遇到「騷擾」，要逃跑絕對九成九沒問題。但要集結「防衛」，我就不知道了。你問我若我遇到「非軍事等級」的騷擾，我可能還可以拿掃帚椅子對幹。你問我若遇到了「準軍事等級」的侵害，我就只能用盡全力保護家小弱者的安全。你問我若遇到了「軍事等級」的無差別攻擊，救不了自己，就救家人。你問我若遇到了「軍事等級」的直接精準攻擊，那我跟你說，我也和妳（你）一樣，大概只能祈禱下輩子再來相會。
但講了這麼多的「我」，這裡只是要強調，「我」是「全民國防」的原點，原點不是「國」，是每一個「我」，每一個「個人」。而個體的狀態、狀況，其所處的社區社群差異度太大。男女老少，幼童耆老，貴族世家，流鶯街友，根本不是畫出幾個「族群」就能交代的。已經到了21世紀，若還是口口聲聲用「全民」涵攝「動員」「防衛」的討論，而談不出更細緻、更精確，更體現「個人」層次的意識流，那這在實務上是相當不負責任的。談這個東西，態度要嚴肅，軍事菁英要知道現實，要更能自我面對現實。
有些人說得好，這不單是國防部的事，也不是國安會的事。但想來想去，這怎麼都不會是「全民」要想的事，在武漢肺炎的威脅之下，顧好自己都來不及的勞工不知有多少，我還哪有「美國時間」跟你這些手握各種資源的菁英，去談那些更具侵略性的「想定」「推定」？
所以我說，「全民國防」真的還不是全民的事。可能我在心裡建設上要下功夫，在心防上要做什麼準備。這些能說得通，但通了，還有其他很多步要走。
我想到今年在六月份之後的「報復性旅遊」之後，在開放水域死了不少人（在疫情發生之前的統計討論）。每個週末都有人掛掉，死得莫名其妙，北中南東都有，外島也不在少數。溺水身亡的多到看到數字已經麻痺。一個每年固定會發生，屬於常態的「水域」的「安全議題」，從統計數字來看，都不禁覺得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怎麼會就這樣死幾百個人。在「非常態」的疫情期間似乎有更多人因為遊憩輕忽而「淪為波臣」，這點是可預見，可預防，可下功夫的。要不要跳下水還是我們有自我意識選擇的，也有自救和水域安全訓練課程可以選擇。你覺得換了「場域」，威脅情境從「水域遊憩」到了「國土防衛」，簡單的做不好，就要馬上就到生死交關的國防？
人身安全的心防，國土防衛的心防、民防、國防，各有歸屬，各有範疇，不要妄想能偷吃步一步登天，這是「完全沒有」的事。
「報復性旅遊」對過去來說屬於「非常態」，但在入出境管制的狀況下，這現象卻成了新的「常態」(norm)。一個國家在面臨外在的威脅，對承平時期而言，當然屬於非常態。「常態」到「非常態」會有一系列的過程，這過程可能會瞬間被壓縮得很短，也可能拖的很久，來來回回，永遠不會到下一個衝突提高的階段。「報復性旅遊」的「安全問題」和「國土防衛」是有些可供類比之處。我們過去從各種自然災害中所學到的教訓和防災改革，更包括了很多層面。走了這麼久，這麼多人投入心力，是有成效的。這些經驗在「國土安全」云云之談，是派得上用場的。
當一個社會準備要「收縮」進入另外一個狀態時，菁英的角色尤其重要。菁英和「大眾」「全民」之間扮演橋樑角色的，「智庫概念股」不能免除。但台灣的智庫，怎麼說，很是奇妙。我個人近身的觀察是，智庫的功能普遍不彰，因此淪落到現在這樣要上媒體互相喊話，簡直是小兒打架，令人哭笑不得。這一點，下次再分享一些經驗。
T.H. Sch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