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 台灣對抗不實資訊的弱掃

以下是一次線上短談的回顧。這篇只是摘要,並不是完整的想法。

[線上短談] 活動訊息

短談摘要

台灣對抗不實資訊的經驗一直為國際所關注,但2018年底後,在行政院和相關政府單位針對選舉的任務編組模式之下,部分作為也在行政規範下成為常駐的結構。不過這些作為並非完美無缺,因此在非選舉年適度的辯證和公開討論,我認為仍屬必要。

在偶然的機會之下,我又回來看這主題,並且做了一份三頁的簡報,試圖討論2022年台灣在2022年「對抗」不實資訊的罩門會是什麼。這是某種「弱點掃描」的嘗試。


簡報的第一頁主要是回顧「災難時刻」的資訊供給和需求曲線,我第一次用這張圖是在莫拉克後的某場 W3C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興趣小組的研討會 (2010)。台灣目前不少「認知戰」「假消息」的應處方式,其實比較像是因為政治事件(某種 crisis)才加速搭起來的「不穩定結構」。例如「222原則」要求快速反應、政院希望部會幾小時之內要如何如何處理,各家業者要有自律公約等,也是因為要填補 information gap 在 crisis response 時在「供給」和「反應」部分,藉由過去資訊供給的穩定結構無法處理的先天缺陷。

這種要求反應速度的做法是有很多後遺症的,當然造成的最明顯現象就是我在上一篇所說的某種「長城化」的自我選擇。涉及處理安全業務的外交系統會在內部高度採取某特定即時通訊服務,也是反應出「違章」「緊急」結構成為 “town hall” 形態 meeting 的常駐化、正常化的窘境。

第二頁是談信任,但卻是以個人角度來看,嘗試拉回「個人」這個被忽略的層次。這邊不是談政府如何建立和民間的信任,或是民間如何和政府的訊息圈建立信任 — 這些分法都太過樂觀。有些國家的國民就是因為長期「不信任政府」的跨世代集體展現,才能活得好好的(例如緬甸、泰國等)。台灣民眾對於政府在某些面向和應處方式的高度信任不是「常態」,把「台灣模式」放在印太區域的這些國家自身的脈絡來看,其實並非是個很好的例子。

此外,每個世代的人熟悉的是不同的科技載體,所以本來的信任圈是如何依存數位溝通平台而發展的,是我們在採取「總體社會途徑」(whole society approach) 所必須要花時間研究的。白話來說就是要先了解 “trust circles” 的現況是什麼。我拿西方(美國)和香港的世代差異和台灣來做一個比較,是要說明不同的數位世代並不是根據生物年齡來分類的。

第三頁則是提到台灣常態 (Taiwan Norms) 被國際輿論圈「感知」的面向是什麼,以及什麼是缺乏研究的。我想要強調的是,因為網路空間的影響力評估可以套用歷史悠久由 Lawrence Lessig 的框架來看。對台灣來說,這樣可以更清楚看到自己表現強韌、非常貧弱以及完全忘記要注意的弱點。一個容易忽略的現況是,台灣這個市場是幾分天下的態勢,了解美國平台 (Google, Facebook) 不足以了解日本韓國平台 (LINE),了解日韓平台不足以了解台灣的平台 (UDN, Pixnet),而了解上述三種勢力,也不足以了解中國網路平台的滲透力和影響程度。很多印太區域的國家在內部網路訊息空間的勢力,並沒有台灣如此多元,這是台灣這個市場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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