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總統府所釋出來自各委員的會議記錄，做點看法的說明。
以下省略敬稱和職稱。委員意見部分僅摘錄部分委員的部份意見。
另針對未來演練設計上，參演者必須考慮可能要處理長時間且複雜的景況，而非單一事項或某一地方政府，有可能是多項、跨區域、複合性的災難，甚或可能涉及基礎設施遭受破壞，或化學、毒性氣體洩漏等情形，這個都需要政府去思考如何處置與因應。（顏博文）
我覺得最快方式就是把921大地震的經驗最為一個「修羅場」讓不同世代互相交流。2025年的國家防災日應該要有這樣的整天交流會議。921大地震的經驗是近年來記憶猶新最大的案例，幾乎包含了所有自然災害能發生的元素。這對於新一代人破除「空想」，或是舊一代人重新深入了解當初是如何應變的各家一手經驗，是很有幫助的。
國際合作援助亦可列入未來擴大之演練項目，例如：台灣與日本一直都維持相當良好的關係，在有災難發生時，雙方可以透過政府單位或民間團體，甚或個人捐獻協助。（陳信良）
這個在消防和特搜體系有比較多的經驗，這些經驗可能非消防體系比較不熟悉。不過在討論之前，這些「國際合作援助」我們需要定義一下。陳信良在此所說的或許是「賑濟」的部份，這一點對台灣來說是比較經驗稀缺的。
搜救和搜索是國際合作援助的一環，通常在大型災難事件發生時，會是第一時間啟動的機制。例如歷年的土耳其大地震，台灣就會派出訓練有素，從地方消防編制挑選出來的特搜隊員組隊前往。反之，國外來台的團體反而比較少，但在去年 (2024) 其實有日本有國際能量的團體已經加入演習系統，也針對特殊狀況的緊急通關有些流程上的改良。因此搜救體系原有的訓練和派出經驗，可作為夾帶後續區域賑濟團體合作的前肢骨幹（例如：INSARAG 標準化和認證)。
從外部觀察到的這些「偶發」事件，要能順利在「實戰」中派上用場，還有很多路要走。UN 的「Cluster 途徑」(UN Cluster Approach) 是一個值得深究並且 incentivize 區域賑濟團體落實的方向，但目前看來沒有部會也沒有政委在負責這一塊。信仰系統如慈濟和長老教會大概碰過不少國際合作援助的「瞎事」，這些經驗要有系統和其他區域來台的團體分享。
演練部分建議可以邀請企業界人士參與，因為台灣很多核心服務都是由企業來提供。 （吳怡農）
企業的角色一直沒有被提及。以資源來說，半導體和電子產業有足夠的陣仗在園區和產業別發展複雜的應變計畫。聯電消防隊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但這些產業和社會的關係有高度的割離性，簡單來說就是大地震的時候顧好自己就好，至於在社區和地方政府的合作則是相當有限。
針對這些業者加入演練的想法可以參考烏克蘭的經驗。我在上次美國台灣商會邀請美國烏克蘭商會會長線上說明後有簡單寫一篇。他們的人最近在台灣，應該也是在想這些事要如何應處。
（郭家佑/曾柏瑜/劉文/林雅芳/吳釗燮的發言暫略）
這幾位委員雖背景不同，但提到很多近年來在台灣討論不少而且在各種場合成為 “Taiwan Can Help” 的敘事。但我有很不一樣的想法可以寫一本書了。
首先是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的「營造」。資訊環境是可以經營出來的，這個想法源自於 “battlefield shaping"。為什麼要提到 battlefield？因為承平時期一個國家的資訊環境本來就有高度和低度管制的各種機制，這些機制有法制，有市場遊戲資本規則，也有屬於文化層面的要因。但在承平時期突然轉換為緊急狀態時，這些原有的資訊環境會大幅影響到所有的資訊的流通。
舉個例子，緬甸在軍政府重新奪回權力之前，Facebook 是國內消費者最為常用的資訊平台。但在軍政府宣布緊急狀態之後，所有跑在 Facebook 上面的資訊就馬上落入的軍政府的監視。軍政府針對這個在國內媒體環境異質化很低的資訊平台「下手」就可以高度控制整體社會的資訊行為。
台灣資訊環境的演化，從 internet 商業化之後歷經好幾波。現在已是百家爭鳴而且有很多國家的業者佔有一定的份量。美國、日本、中國都有足以撼動資訊環境的市場份額。白話來說就是你的私人通訊管道如果是「即時通訊」，那麼有 LINE（日本）、Messenger （美國）、 微信（中國）這三個網路空間維度。微信對台灣來說最不可控，LINE 則是穿透整個社會。任何在緊急狀態下的資訊流通如果大幅度要靠這三個平台來支撐，那麼這個國家的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就有極大不可控的因素。
這和上面跑什麼內容影響什麼認知無關，而是更底層的 stack。資訊環境當然不是只有網際網路，還有可控的電子媒體或是有加入跑馬燈字幕的電視台。從傳播過來的學者會說這是媒體環境，從網路過來的業者會說這是網路平台。近年來台灣開始有人說「資訊環境」，但資訊環境則幾乎沒有討論到緊急狀態下各種資訊系統和通訊系統的構合、時效、溝通成本和安全問題。這點可以多加努力，急起直追。
以上就是從源頭端可以 shape 一個國家的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可以先想的，越是有上位完整的規劃，越有機會提高讓一個島國的國家在面臨重大通訊障礙時，發揮社會正常運作的機率。烏克蘭網路拓樸在2014年後的異質化就是一個先例，台灣有避無可避的中華電信，所以在 network 若無法異質化/多國化，勢必要有其他的想法。
這還沒有提到很關鍵的電磁環境（例如：整理），或是在 denied, degraded, and disrupted (DDD) 環境下的 operation（或是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建議將國際援助納入推演項目，驗證遭受侵擾後，如何與其他友盟國家或國際組織請求援助之處理，或能否跟各國合作能源進口，以上情境未來均可以放入推演重點。（杜文苓）
我猜中油和台電應該都很熟，但涉及能源安全事宜需要跟大眾報告多少，這尺度也不好拿捏。我想的反而是如果自己是 stakeholder 要如何確保能源的充足？內政部預計預告的《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標準》草案，和這是否有關？
國民針對安全相關的訊息需要知道多少才能擬定應變計畫？能源安全搞不好就是屬於這個安全和國民知情拉扯的範疇。
建議未來可加入沒有網路、電力的情境設定，更貼近災害時實際景況，可以多蒐集類似的案例，幫助大家做演練。 （蕭旭君）
921的經驗很寶貴。潘孟安就有提到具體案例。但這些經驗沒有 evenly distributed 給新世代的 first responders 或是 policy makers，有些當年的狀況（筆者本人在921有參加實際救災）放到今天，其最佳解法也不適用。
今日演練，看到中央部會、台南市政府反應迅速，很熟悉自己該做的事情，但比較沒看到中央與地方的互動，比如沒有實際看到中央接收到地方的請求如何回應，或是中央軍情的訊息可能會影響地方運作，如何轉給地方或提供什麼資源。（蕭雅文）
蕭在這方面果然是專家，軍情訊息如何 distribute 更是龐大的問題。此外，中央政府的某些環節在大災難是會癱瘓或是 delaying response 的。Civilian-based 的反應機制要有保全自己 capacity 的能耐。
作戰靠指揮，指揮靠通訊。緊急狀態下通訊資源可能相對缺乏，複合式通訊構連為必要之措施。（黃勝雄）
不能同意更多。
資安包括通訊受阻應處部分，有關電力中斷、基地台受阻景況，如何進行備援通聯，未來應該要納入研討。俄國、愛沙尼亞定有全國網路中斷日，讓國內網路變成封閉狀態，測試在此種狀況下社會機制運作情形。另烏克蘭數位部建有通報熱線，經由備援通訊管道讓民眾通報各種狀況，再由相關部門交予非營利團體協助分析訊息，最後才轉給國防部，這是政府與民間合作的典型。範例：烏克蘭也有民間志工隊從事修復行動電話基地台和網路工作，協助恢復各鄉鎮的基礎通訊。（戴辰宇）
不能同意更多，但這裡面有太多的 stakeholders，數發部目前應該沒有這個 value proposition 去統合討論。這個全社會韌性委員會也不是討論的地方。建立特用的 DNS 阻斷非來自臺灣的 IP，這是可以馬上作為小規模演練找出問題的手法之一。
再來是委員們相當重視的通訊議題，交通部目前刻正推動光纜通道計畫，沿著鐵公路設置光纜，正在積極建置中。（陳世凱）
這個大概就是要把 sabotage 想進去吧？鐵公路光纜針對少數節點破壞應該不是成本很高，但要全部破壞理論上不可行也不必要。Worst case scenario 下如何提高 survivability 和 availability？維修人員到不了場怎麼辦？維修人員若有後備身分，被抓走沒有人去修光纜，那要怎麼辦？這件事在烏克蘭就發生了。
921 大地震時，埔里沒有照明、通訊系統，是從地方調度了宣傳車，穩定了整個埔里。因此在《災害防救法》 中，各縣市或鄉鎮市公所，都可以依權責整備或加裝擴音系統。（潘孟安）
這屬於 “near field” 的 communication 也是很好的過往案例。訊息的流通不限於上到網路，甚至是電子跑馬廣告看板在當時埔里幾個圓環也發揮很好的作用。現代人 fall back 到過去類本的通訊模式沒什麼不好，在大災難前如何演練和支援這些 ad-hoc, impromptu 系統的熟悉和佈署效率，這些都是動腦的人要和動手的人要互相積極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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