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GF 台灣網路治理論壇101

有幸參與，過了一個很棒的星期六。直接進入主題。

台灣網路治理論壇相較於亞洲其他國家？

網路治理論壇 (IGF) 在國家網路治理論壇 (national IGF) 和區域網路治理論壇 (regional IGF)，亞太各國參與狀況不一。先進網路國如日本、韓國等，並沒有辦的「比較好」。論壇通常規模不大，學、研和政府的色彩濃厚。在網路政策議題的公眾溝通、討論、以及作為政策交流平台等，每一年能扮演的「角色」和份量，也不太相同。

不過東北亞兩國在網路政策議題的上手（往聯合國或是國際網路政策圈子）和下手（國內），本來「銜接」的頻率、效度和廣度，都比台灣好的多，其國內也有比較成熟明晰的機制，來處理網路政策所引發的各種爭議。所以人數總是不多，甚至比台灣這次的會議更少，但這些核心參與者的業務普遍和網路政策息息相關。當然，national IGF 並不是其國內唯一公開並採取多利益相關者 (multi-stakeholderism) 原則來討論政策的平台。由於網路的跨境特性，各種國際組織也扮演了撮合議題的重要角色，而 IGF 系列會議「師承」自聯合國的 IGF，在國際網路政策的議題設定和公共參與，早已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平台，日、韓兩國，當然不會自棄參與的機會。

至於推動 national IGF 作為平台的核心關鍵核心團隊，通常年齡不只偏大，而且幾乎都是男性，女性的角色少了很多。東北亞兩國在 national IGF 的發動，若以性平角度觀之是不太及格的。台灣在這一次有了比較像樣的 national IGF，女性參與者從頭到尾的策劃、協調，以至於現場親臨參與的狀況來看，是日、韓短期內同性質的平台比較難以達到的。

但南亞完全是另外光景，例如尼泊爾、巴基斯坦、斯里蘭卡，還有印度等，尤其是印度，參與熱烈狀況，遠遠不是台灣所能想像的，也不是只有一個 “national IGF” 平台。不過南亞各國社會所面臨的議題和亞太地區諸國有很明顯的不同，所以我們不在這裡進一步的討論。但只要記得一點，若要了解各國網路政策的範疇，當地的網路治理或是同性質的論壇，是一條快速切入的捷徑。這對於政府、積極的私人企業和區域型的非營利組織而言，都是關鍵的認知。

附帶一提，這次 TWIGF 的「上手」是今年度在泰國曼谷所舉辦的 APrIGF 2017。

為什麼有這麼多聽不懂的術語？

這問題可以從問更多的問題來「釐清」，我們從幾個方向來談。

第一個是，台灣並沒有長期參與 IGF, rIGF 的單位，再加上過去兩次的 national IGF 聊備一格，不只沒有新意，策劃過程更是官僚無比，因此今年 90% 的與會者，幾乎都是第一次體會 IGF 的「味道」。要不是去年的 APrIGF 在台北舉辦，很多人應該都不知道原來有這種型態的會議。

和 IGF 有些淵源糾葛的 ICANN，國內則是長期有單位參加。近年才被鼓勵去參與 IGF 系列會議的 NCC 和交通部等相關單位，其實也初來乍到。至於台上致詞的「來賓」，無論是政委、立委還是總監，其實都是「菜鳥」，相當缺乏 IGF 系列會議的實務經驗。各有專業沒錯，但在這事上，多數台上的都比台下的還菜。立法者和政策團隊聽不懂是常態，消費者聽不懂，更是「理所當然」。

術語聽不懂是誰的責任？

於是問題就來了，這在本年會議的最後一個議程，三家媒體的代表 (Rocket, Inside, PanSci) 也共同提到了這個問題。為什麼有這麼多聽不懂的術語？有人說，這是「主辦單位」的責任。有人說，這是「學生」的責任。有人說，這是缺乏對公眾溝通議題包裝和行銷的問題。也有人說，查查搜尋引擎不會嗎？

下午有場座談是網路互連 (peering) 和網路交換 (IX)，我想若不是監理單位和業者，聽起來一定很吃力。但這個座談可能不是很好的例子，網路互連的議題，在新政府上台之後，連中華電信都有了動作，Twitch 也很樂意宣告在台「落地」。但由於這個議題高度專業，別說一般 B2C 網路業者，就算是長期在大型 B2B 網路服務的業者，只要職能不是分配到處理這部分的 (e.g. peering policy)，基本上應該是一概聽不懂，聽懂了也插不上嘴，插上嘴也用不上場，能派上用場，也沒人敢真的這樣用你。唯一該聽懂得，是專業「智庫」、專業「團體」和專業「媒體」。而一般大眾，身為終端消費者，只會有消費者的考量。

誰最該瞭解這些術語？

我認為是「專業智庫」、「專業團體」，或是「專業媒體」，但這就要從台灣有哪些「組織」對於 ICANN, IGF 會議上常會出現的「術語」會有一定程度的瞭解開始談起。

不過事實是，台灣的專業智庫、專業團體，或是專業媒體還來不及將網路治理的多利益相關者模式轉化，燃眉之急就多到處理不完。另外，亞洲就是和歐美不一樣 [a]，這我在前幾天在加拿大政府的開放資料會議上也特別這個問題，這造成想偷懶直接移植歐美派討論脈絡面臨在落地不接「地氣」的困難。更精確地來說，南亞，東南亞，亞太地區和美加地區談網路治理的環境是很不一樣的，這反應在幾個上網環境的不同（一）近幾年來高速成長的上網人口（二）人口的絕對數量和密度（三）上網載具的偏好（四）新聞自由度等。我們不可能假裝沒有這些限制條件的存在而單純、裝可愛的去談網路治理的挑戰，例如第（四）個部分，我們就很難公開在印度政府的場子談各省因為大考防止舞弊（你沒聽錯）而常態性局域封網、斷網一事。

再加上專業智庫、團體和媒體的資金來源多半是政府或是台灣本地居多，金主和捐贈者若沒有企圖了解國際網路治理的生態（市場），那麼本該是第一線要了解專業術語的組織，十幾年來可以說是完全沒有誘因再往前走一步。

那麼神龍見首不見尾有極大的誘因的半官方法人 TWNIC 又扮演了什麼角色？這可以另外專文討論，但簡單來說，有誘因的單位有「特許」經營事業的性質，因此不需服務公眾，不需對消費者溝通。而渴望有誘因進一步往前的單位，則是沒有被「賦予」誘因。這時候，非營利性質的 TWIGF 或是媒體，就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如何讓更多人了解網路治理的議題，這顯然是接下來一年的該問的問題之一，但這就進入了下一個應該正視的問題。

偷懶當方便，誤將臉書當公共平台？

不少核心成員參與國際網路事務的經驗相當豐富，但在高談關鍵數位包容議題時，例如近用 (accessibility)，公開 (public) 議題等，卻仍「沈醉」「耽溺」在使用臉書作為討論平台，更甚者還使用必須需要登入臉書帳號的直播解決方案。我基本上是願意相信絕大多數的人是知道臉書是封閉平台，但在理想性仍極高的台灣網路治理論壇（後簡稱 TWIGF），不只沒有刻意 (deliberate) 鼓勵使用其他公開網路作為參與的管道，核心成員更是「變本加厲」使用臉書，這是非常說不過去的。

歸咎其因，可說是「方便」兩字罷了。我想這和其他許多未開發國家，或是網路基礎建設貧乏而「被迫」採取臉書作為公共園地的國家的「窘態」是如出一徹，這和本國資深公民好傳「長輩圖」的社會現象其實可以做個完美類比。若核心參與者對於政府公開鼓勵使用各種通訊軟體討論公共議題普遍持相當反對的態度，那麼為什麼積極使用臉書作為 TWIGF 的主要溝通管道，就是說得過去的？這是 public engagement？為什麼只願意使用封閉的臉書？不知道把個人生活（私事）和公共事務（公事或公務）混在一起，是很糟糕的事嗎？難道這就是「亞洲特色」：社會的運作就是靠關係，所以複製社會關係集大成的臉書，也就恰當合理的成為了靠「關係」來作為公共參與的優選？

TWIGF 未來還有很長的路可走，我想可以好很多才是。下一篇我們在《台灣網路治理論壇102》會談更關鍵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