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資料在台灣的發展，看似熱鬧，實則緩步。風潮驟起，連台北市候選人柯文哲也時尚跟風，提出讓城市透過資料開放，促成政府開放和城市發展的說法。一個模糊不清的概念，如何在五年之內落實到訊息的孤島。這個大時代所提供的翻轉契機，亟需更多觀察。但五年倏忽即過，變的是哪些，不變的又是什麼？變動的容易感測，所以先讓我們很快的看看哪些事是沒有變的。
（一）不變：績效評估和指標的貧乏
過去幾年，政府執行開放資料計畫的績效指標，從單純變得更為複雜，而且涉及的層面越來越廣。檯面上從最初模仿美國的績效（如：Open Government Initiative, GSA, OGP）進展到英國的說法（例如：ODI, Tech City），再從不曾出現的法國（例如：ETALAB）到亞太區域內角色日漸吃重的韓國（例如：政府內部其實很熟的 NIA 機構）。但怎麼兜怎麼轉，總是抓不太到有效的績效評估和指標。
資料開放乍聞之下是新興領域，指標訂立可能困難重重。但國際上有不少互相競爭的指標，從美國 GSA 到歐洲主導的 OECD，從 Tim Berners-Lee 個人提出的 Linked Open Data 到 World Wide Web Foundation 的 Web Index 計畫。
若你問：「第一手接觸這些指標的人有沒有？」很少。「那第二手呢？」很多，尤其是幾個不太需要在公開場合出現的單位。你畢竟不是他的業主，他根本沒有必要讓你知道。很可惜的是，最簡單的績效指標一開始就落得跟小學生堆砌數字沒有兩樣：資料集的數量。但為什麼需要這個指標？為什麼這些指標都如此的類似？指標是怎麼來的？指標本身經過討論和研究的部份是什麼？在「誰說了算」的那個關卡之前，指標是怎麼選出來的？
其實你我也不用擔心，被選定的指標很快就會出現。掛在示範性的資料目錄 (data catalogue) 網站，成為第一批看的見的指標之一。由地方政府帶頭執行，接下來這齣戲一演三年，連南投在2014年中也加入，中央各機構更是不遑多讓，而 data.gov.tw 則帶頭起了暗示的作用。
五年來在不同的場合一再被問到同樣的問題，甚至同樣是一個部會的不同單位，在一天之內連續三封來信丟出同樣問題的詭異現象。經典問題如：
- 開放資料到底能否促進經濟發展？
- 有沒有國外的報告說明成功案例？
聽到不禁啞然失笑，腦袋裡浮現的指標項目就是「成功學」的選擇題。問題問錯了，回答的出來反而是害了你，做實了錯誤的指標發展。下次各位被問到這種問題，我建議比較好的回答方式是：「你要不要重新想一下你想問什麼？」
在這脈絡下，於是第二批知名指標也發展出來：商機，以產值數字的形態呈現。在經濟部工業局的攙扶之下，各種匪夷所思的指標也陸續在各種會議結束後的新聞稿出爐。很多指標一看就知道是國小數學的加法，號稱以一國之力的高度加速發展到這樣的成績，不兀自檢討實在說不過去。
難道沒有對政府內部更派的上用場的指標？難道從台北市第一個資料目錄網站上線的三年之後，沒有發展和修正出更為細膩更好的指標？
針對指標的討論、辯論、修正和發展，一直在不少國家的計畫內發生。如何發展指標的經驗才是致為關鍵的要務。這部分需要下一個點所提到的智庫的奧援。
（二）不變：智庫不敢打破老闆的碗
開放資料的興盛，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是智庫。難得有個和電子治理以及政府改造的話題，能火生的這麼猛，有這麼多的實務工作者 (practitioner)，以及這麼商業媒體的關注。這對於相關的研究者來說，真是再驚奇也不過的現象。但如何在攪和的現象浪潮找到研究的路線，抓出研究者的價值，這就要看研究者的資歷如何，經驗老不老道，或是知不知道「潛龍勿用」的道理。這些智庫都很有經驗，也知道角度要怎麼抓。不要說潛龍，只要妝成小蛇，就能開闢新的研究案，延續過去的研究專長，反正方法都是人想的。
China Digital Times 的一篇專訪寫到了這個現象，在台灣也是成立的。
程曉農：最大不同之處在於資金來源，中國智庫中百分之九十是面向政府的，他們不僅僅給政府寫政策建議和分析文章，他們的資金來源也主要靠申請政府的國家基金和研究基金。所謂面向政府，就是說他們的一切競爭全是為了討好政府來換取更多的研究經費。
昭然若揭的自我禁錮，影響不可不謂大矣。這連帶影響到智庫本身對於新興議題處理的能耐，而這又牽連到更多的環節。上述所提到的指標發展只是一個環節，在更多層面的深刻影響，尤其是那些幾乎不變的。
在開放資料上，有沒有擬定策略，探討如何強化資料開放的需求？產官學樣板的聯盟（如開放資料聯盟）在角色扮演上是助力還是阻力？資料開放透過商業組織運作，實現政策框定的價值，還缺了什麼？天災頻仍的台灣，群眾運用已經開放的資料，在災難防救能幫上什麼忙？能研究的議題所在多有，任何積極的研究人員都可以透過網際網路，查到各式各樣的研究計畫補助、跨國調研計畫、或是不同機構徵聘研究者的訊息。
俗話說吃什麼就會像什麼，在資料開放各個環節的主責人員，平常聽的是什麼，看到的是誰，閱讀到的訊息來源為何，這些日經積累的資訊食物，也就影響了他會如何處理資料開放的視野。工具是可以學得，學不來也會有人懂。在機關內不懂，總是有辦法找稍微懂得人問的到。
這些都有報告，至少我閱讀過的各種報告，來自世界不同的智庫和研究機構，願意非常務實探索失敗經驗的也不在少數。完整具從系統思考的教戰守策，到處都是。更多的是實用的小冊子，這些都是智庫可以做的。不過回到我引用的那段話：「所謂面向政府，就是說他們的一切競爭全是為了討好政府來換取更多的研究經費。」
你也發現了這個問題嗎？這叫做 “Yes Boss” 的文化。
（三）不變：系統整合商的巨大存在
政府服務創新服務執行的最後一哩是系統整合服務商，例如資料目錄的建置和活動的舉辦，這環關鍵至今為止，並沒有因為開放資料的蓬勃發展而有具體改變。我們可以初步藉由分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的公開資訊，得到這個明顯的結論。
看懂這件事有個常識，到哪裡都派的上用場的常識：Just follow the money.
技術導向的系統整合服務商必須更為軟化身段，而非以技術導向知名的系統整合服務商，也樂得學習新把戲，認識鋒頭上的利益相關者，變出更多可以寫在規格書的文字。沒有不如預期的發展，只有拿不拿的到的案子。
以公共採購為主要營收來源的大大系統整合商，無論是中央或是地方，微型或是上市公司，是資料開放的真實受惠者。系統整合商的態度、視野、手法、執行品質，以及對外市場的擴展能力等，才是真正影響到資料開放整體品質和價值能否凸顯的關鍵環節。因應時代話題的變動將原有業務重新包裝換殼，本無可厚非，也是最為經濟實惠的作法。但當你用心看看系統服務商扮演什麼角色，做了什麼，你就會發現，事情並沒有起了足夠的變化，還不到催化的強度。
錢和遊戲規則的最後一哩落實，最後都是系統整合服務商。如何看待服務商的角色？如何提昇服務商的服務能量？如何避免服務商整碗捧走的陋習？如何開拓和服務商的夥伴關係？這幾個問題在這三年內是否獲得足夠的討論？又，服務商聚落走的出國門嗎？簽了象徵性的合作意向書，接下來做了什麼事？
（四）不變：公眾諮詢苟且稀落
各種不同類型的公務機關，由於資料開放政策之所然，只好亂點鴛鴦譜。今年相關的場次不下兩百場有之，例如台灣科技化服務協會和商業司的座談，以及若干政務委員大大小小的座談。被敲請列席的人多了，
但除了極為少數之外，多數是散彈打鳥，稀稀落落。這些會議有共同的特點，例如：
- 會議目的常常不清不處，沒有基本文件說明
- 會要開了，到底需要與會者做什麼，不清不處，沒有基本文件說明
- 若是中長期計畫（三年以上），專家會議多半沒有相對應的網路服務系統支持，每次都是承辦人 email 往返
- 若有更上游的架構計畫，那麼各下游分項的專家會議，與會者多半對全局之間的交互關係，沒有透過網路可以快速了解的管道。或是有，但承辦人也不習慣主動揭露和告知
- 稍微做的比較好的，一兩個月前就會約好時間，但什麼訊息還是沒有，或是貧乏到簡直是羞辱的狀態
因此舉辦再多的專家會議都難收時效。參與會議本身是否有價值、結論是否可累積、文件是否能追溯、計畫和計畫之間是否有訊息交換的機制，這些都是細膩精鍊的現代文官（不一定是政府機構）體制應該有的基本水準。專家會議是常態公眾諮詢的一環，但我參加過在國內不下百場的會議，鮮少看到主其事者善用網路，讓公眾諮詢更能細膩運作，落實會議價值的作法。
這個部分的不變在資料開放的大小座談當中，又更明顯的暴露出不變的韌性。對於公共諮詢策略和作法，只能夠過放大指定邀請的專家範圍來彌補。這是黔驢技窮的癥兆。
難道只有直播才算是即時完整的公共諮詢？又，你的直播是什麼意思？是指聯合國的 IGF 會議的直播陣仗，還是用 iPad 和一只藍白拖的作法？
有太多的經驗，幾乎你能想的到的大概都有，案例唾手可得。平常就可以系統化的分層次、有節奏進行。無論你的單位是中央、地方，還是承接政府研究案的法人，都有務實有效的作法。這些事情，在資料開放最能有感同身受的作用場域：城市，有沒有獲得落實？
想想看。待續。
T.H. Schee 